女间谍陈惠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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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从炉子里抽出了烙铁。我朝他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制止了他。用火烙烫确实能给人造成极大的痛苦和强烈的心理打击。但过度地烧伤并不能使被讯问者感受到的痛苦持续增加。人体痛感最烈的是表层皮肤遭到破坏，下面富含神经末梢的细嫩的真皮组织被暴露在外的时候。这时的伤处看起来十分湿润，表现出粉红色或粉白色，就是轻微的触摸都能使人疼得发抖。我曾见过被开水淋遍了全身的人疼得整个晚上在拘留室中用头不停地撞墙，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还停不下来。如果继续施加高温的话最终会把全部皮肤连同下面的脂肪完全烤成焦炭，那样受伤者就根本没有什么痛感了。当然，他的那块地方以后会有很大的问题，会受到感染烂出一个洞，可是对于即时的逼问来说效果不如较浅些的烫伤。　　同时，常常选择乳头、阴部作为烙烫的部位主要并不是因为淫邪而是因为那里神经最集中，最为敏感。烫腋下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然对于生殖器官的施刑给与男女犯人的巨大心理打击也是不可否认的。我认为我的宪兵们不管是使用烙铁还是酒精和棉花都能恰到好处。 宪兵们抓紧陈惠芹的头发把她的头从铁床上拉起来往前按，让她的脸凑到自己胸前的那对上，让她看看自己的现在的样子。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认真工作，她的象是两只被一小条一小条地撕去了表皮的水蜜桃一样，浅红松软的皮下组织烂糟糟地浸没在粘稠的黄色体液当中。　　把平时用来缝棉袄的大约五公分长的钢针举起来给她看，恐吓她。然后就在姑娘的鼻子尖底下用针尖往她烫烂了表皮的嫩肉上乱划，每划一下都使她象是怕冷似的直打寒战。最后，可怜的女人眼睁睁地盯着那根钢针一公分一公分从自己的乳头正中扎了进去。恐怕她的感觉会象是扎在心尖上一样吧。她都没怎么叫喊，甚至也没有能够昏过去，却象是被施了法术似的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只露出一点针尾的乳峰。　　姑娘全身的肌肉象男人那样一块一块地耸立起来，在皮肤下凸现出清晰的轮廓。她细软的身体现在绷得象拉直的弓弦一样紧。突然地，那只正被扎进钢针的右象是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似的，在中川手中一抖一抖地跳动起来，每跳一下便从顶端的伤口里忽地冒出一粒血珠。　　与它应和着，姑娘正呆呆地瞪着它的细眼睛中也同时涌出一大滴眼泪。中川又拿起第二根针再给她看---在上划---在第一根针尾稍稍下面一点的地方再扎进去。看着第二根针扎进一半，陈惠芹想闭上眼睛，几个声音立刻怒骂起来：“睁开眼睛，好好看着！”同时更用力地撕扯着她的头发。她再睁眼，突然软弱地说：“别，别再扎了。”声调很特别。大家意识到这一点后停住了手。她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说：“我，我都告诉你们。”　　宪兵们把她的头放回铁床上，一齐朝我看。我看了看表，十点多一点。如果这是真的，今天之内还来得及做些事情。我问：“发报机在哪里？”　　“在，在江边，大豆集沿江往南一百多米，也许，两百米吧。有一间土坯房子后面。”我朝野山看了一眼，他后来与那个白左的中国特务一起工作了大半天，把陈惠芹在上岭走过的路线重新走了好几遍。他稍稍点头，意思是她到过那里。“为什么放在那里？”她稍稍有些惊讶。“干什么，让人来取呀。”　　很令人惭愧的是，我一直在等着这个联络员在小城中四处乱转，最终确定没有人跟踪后便狡猾地溜到一家中国人居住的院子门口，轻轻敲几下门。等到她再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没有那口箱子了。因此我一直认为我们在她送交东西之前就抓住了她。在两三天之内那些等着收取东西的人未必能够及时得到警告。我一直在幻想带领一个行动组冲进那个最神秘的情报组织的一个联络站甚至一个指挥中心。可是现在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我本该想到这种“信箱”的交货方式的。一定是这几年来我跟土匪作战太多让我变愚蠢了。　　“哎哟，痛埃”她呻吟起来，“给我喝点水吧。”我作了个“就那样吧”的表示。宪兵们解开她手腕上的绳子，把她的上半身从铁床上扶起来。　　姑娘软绵绵地靠在折磨了她一天一夜的行刑者的臂弯里，象孩子似的贪婪地喝了一整杯水，还象是满足地叹了一口气。她脚上的绳子也解开了。因为在用刑时拼命挣扎，绳子几乎完全嵌进了她的肉里。　　我的手下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多少都有些如释重负的表情。除了几个象中川那样的疯子，把一个小姑娘，即使她是支那人，弄到这种程度让这些三五年前的农民和渔夫心中难免有些怪异的感觉。当然如果她不坦白，我们仍然会无所顾忌地干下去。那是我们在战争中效忠国家和天皇的唯一正确的方法。现在这活儿算是做完了。　　我本人从不怀疑陈惠芹最终会垮掉。能坚持过日本宪兵的逼问而不老实坦白的人是不存在的。使我急迫的只是时间，时间拖得太久犯人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但是我并不喜欢陈惠芹这一回的表现。大多数人会在忍受不住极度痛苦，陷入完全狂乱的状态时表示同意坦白。然后让他休息一点时间开始讯问，他会表现得十分合作。因为他这时已被吓坏了，只要威胁一下，说要给他重新试用一下刚才的手段便足以打消他重新顽抗的念头。而陈惠芹并不是在最接近崩溃的时候认输的。和刚才的酷烈情形相比，她说话时的态度显得过分冷静了一点。　　我扫了她一眼，靠在椅子上的姑娘正低着头用手轻轻地按压自己被扎进了两根缝衣针的左，撅起嘴唇往上面吹气。她的两条腿直挺挺地伸展着，而且向两边分得很开 -并拢会更疼，旁若无人地正对着她身前的男人们。一天一夜的功夫就把本应是羞怯的未婚女人变成这个样子。也许她是真的不行了吧。我坐到纪录员的桌子后面，翻开一个硬面夹子。里面当然什么也没有。唯一的一张东西是上岭镇的平面图，上面用铅笔勾出第一天陈惠琴走过的路线。“陈小姐，我们开始吧。”　　标准的讯问应该让被讯问的对象从头开始说，让她一步一步地去组织自己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不能等。“你知道去取的人是谁吗？”　　“不知道”“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去取吗？”“不知道。”“东西送到了你怎么向联系人报告？”“我在三天后戴着红围巾从纬四路的鸿昌布行走到乐记面馆，我不去就是出事了。”“你的联系人怎么跟你联系？”“他把信送到学校门房。如果是五点半约我吃饭，我就去信箱取指示或者要送的东西。”“信箱在那里？”